随着经济持续增温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我国手机使用率和拥有总量又进入新的增长期，手机资费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必然支出。面对所“支”不菲的尴尬，能否在类似“单向收费”的资费列表中拿到一份“看着开心”、“交着舒心”的资费清单，能否在真正意义上分享降低资费带来的“实惠”等一系列问题成为街头巷尾议论声的“焦点”。

    民心所向，焉能无视？其实早在1997年5月，原邮电部曾拟订单向收费方案上报国家计委，后由于多方原因而不幸搁浅。进入充满诸多希冀的二十一世纪，单向收费，降低资费价格等等，逐渐变成社会公共舆论中的“显话题”，伴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浪潮，时隐时现。尤其近两年来，无论政府还是电信行业，都逐渐意识到降低手机资费，不仅与老百姓柴米油盐息息相关，与电信行业发展密切相联，更与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密不可分。正是在此背景下，2006年5月11日，国家信息产业部宣布批复同意北京移动大幅降低手机资费，终于松动了手机高资费的牢不可破的“上帝之城”。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手机资费，已成为“十年一代”的“跨代”话题。然而，即使在今天，这一“十年博弈”的话题依然有其探讨的现实性和分析的必要性。我们不禁自问：已然开始的手机资费的“破冰之旅”，是否还是一个无法在公共视野中全然解密的“斯芬克斯之谜”？是否还要重蹈此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老路？   

  
    作为常为五斗米“折腰”的老百姓，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深切感受：所谓的手机单向收费也好，名目繁多的资费套餐也罢，大都是“提高资费标准”的别名，或是“转嫁费用”的名堂，更多的像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儿，在付费的短暂快感之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以往的手机资费下调让我们获得的真正好处寥寥可数，手机资费的利益空间和垄断地盘依然没有根本性的触动。

    说到底，手机资费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利益问题，而是潜含着“主体权益”的命题。其意义在于，政府、电信企业和普通大众，作为政策主体、执行主体和消费主体界限分明，身份不同，如何在市场这个“众生喧哗”的场域中，统筹兼顾、彼此协调，和谐共建“三位一体”的主体权益格局。对于有限网络资源的利用，应由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出主意、出对策，由政府宏观把握，出思路，出政策，将老百姓变为真正的利益拥有者和感受者，而不是由哪一方独自承担“资本投入”及其带来的不可预计的“风险”。由此而来，无论政府、企业抑或普通大众，都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各司其职，各行其“为”，获得应有的地位，享受应有的权益；否则，其结果也意料之中。这也是以往“资费争议”喋喋不休却始终未能“尘埃落定”的症结所在。

     因此，正如一位电信经济专家所言：“单向不是目的”。手机收费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单向收费，是否选择通话套餐，而在于能否从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将资费收益方的利益空间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否从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促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立场出发，使老百姓有效分享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能否真正从“主体利益”的角度出发，真正认清政府、企业和大众三者在市场环境中内在关系及其定位。这些不仅涉及国家社会整体利益，还涉及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更关涉国家、企业、民众三者利益布局之间的综合平衡与协调互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体现利益成本，如实反映市场供求，确切掌握资源状况，合理分配有限资源，有效调整资费结构，大到国家，小到老百姓，都能获得“实惠”，同时实现电信产业健康和谐发展，才是手机资费问题的意义所在。

    由此推见，手机资费的“破冰之旅”，将是一次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