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近于狂热的“革命年代”带来的痛苦记忆，另一方面是，打开国门后涌入的新思潮和对过往时光的反思，点燃了人们的新希望。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的记忆中，上世纪７０年代的春节无疑是一个物质生活贫乏的时期。大年三十能不能吃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成了人们过春节最关心的事情。

    １９７１年的春节，９岁的张颐武随家人在河北干校，当时过的是连队编制的半军事化的生活。那年的春节，一边有人大谈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一边大锅煮着的饺子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当时的香味，我至今也忘不了，成为对那个年代最深刻的记忆。”张颐武说，那几年，过年的时候，每家都能凭票买到两斤花生，还不是花生米，是那种带壳的大花生。每家能配给一点黄花鱼或者带鱼，黄花鱼一斤三毛八，带鱼一斤两毛五。“每次都是我排队去买，所以价格记得特别清楚。”

    令张颐武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１９７５年春节的“饕餮大餐”。“那年春节，我舅舅从山西阳泉带来六七只鸡，我们家过了一个最辉煌、最丰盛的春节。在那个年代里，过年有几只鸡，感觉家里都可以摆‘百鸡宴’了。”现在的人们回忆起早些年的春节时都感慨，那时过年年味更足。其实，仔细想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更多年份里，大家还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张颐武记得有一年过年，为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父亲单位组织大家大年初一一大早去种树。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那个年代大部分时光在北大荒度过。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春节是唯一一个能够与亲朋好友团聚的日子，对他来说，春节是维系亲情和友情最重要的节日。

    “文革”时期的春节不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当时的“破四旧”中也包含对传统春节一些老的礼仪和风俗的破除。不同于传统的晚辈给长辈拜年行礼，文革时期，拜年还要看家庭出身、社会成分，冰冷的政治运动隔开了彼此间的距离。

    对于周孝正来说，几乎与国家的命运发生改变的同时，他个人命运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１９７７年，３１岁的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回到了他熟悉的北京城。

    “那一年的春节，感觉特别的亲切、温馨。那些曾经熟悉的东西重新又回到了我的生活里面。过年的时候，所有人都高举酒杯，高唱祝酒歌，‘千杯万盏也不醉’，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改变欣喜万分。”

    周孝正认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那个令他记忆最深刻的１９７７年则是中国“从二元封闭走向多元开放格局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