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到陕西视察灾情事先是保密的，我也没有接到台里任何采访指令。国庆节前两三天，新闻编辑部的副主任吴紫芳同志约我采写一条国庆节地方领导看望灾民的稿子，希望在10月3号她上班时发到编辑部。考虑到放假后和省上领导联系不方便，我便在国庆节前就和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和省长贾治邦的秘书分别联系了。他们在电话中总是含糊其辞，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直到9月30号晚上，我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我顾不得吃晚饭，一直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当电话再次打到省长秘书张连业的手机上时，他说他跟省长正在华山安排国庆黄金旅游周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华山旅游的安全等有关事宜。由于我和张秘书比较熟，他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三号’人物明天要来陕西灾区视察。”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两三天来我电话中联系的事总是得不到肯定答复的原因。

　　得知温总理要来陕西灾区视察的信息后，我想：中央常委外出视察，一般都是北京大本营的记者随行，我台驻地记者一般不参加。于是我给刘振英同志打了个电话，问时政部有没有人跟总理来陕西。老刘说，没有接到通知，因此时政部也没有人去。这时我想，总理到陕西灾区视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新一届领导集体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如果没有现场音响，中央台只能播新华社的通稿。对广播来说，这样播出总理视察灾区的稿件没有现场气氛。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弥补中央台播出总理视察陕西灾区这条新闻的缺憾呢！于是我又一次拨通省委书记秘书李兴旺的电话，想叫他给书记禀报一声：允许我参加这次采访。李兴旺在电话中说：“老崔，尽管咱们是熟人，但这事不好说，电话里说也不方便。”结果碰了个软钉子。

　　碰了钉子后我并没有放弃，随即拨通了省委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励小捷的手机，说我们中央台的广播稿需要现场音响，望能允许采访。励小捷同志说：“这事不由我们定，得请示中央警卫局。我请示以后再给你回电话。”于是我不敢离开办公室，等呀等，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电话还没有来。我想：总理到陕西灾区视察，省委秘书长事先要作周密安排，他不会因为事情多把我的事忘了吧？晚上十点半后，我又拨通了秘书长的手机。他说，经过请示中央警卫局，同意你采访，明天早上8点以前你要赶到省委8号院门口。直到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尽管回家吃晚饭时已经11点了，我还是为争取到这次采访机会而高兴。

　　国庆节早上六点多钟我便起了床，一边吃早点，一边听《新闻报摘》节目播出的温总理头天晚上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我想：“总理真辛苦，昨晚在北京忙，今天一早又到陕西灾区视察。我一定要录好温总理在灾区的谈话，让总理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通过中央台传到全国各地”。早上7点50分，我和年轻记者雷恺同志冒雨赶到省委8号院门口。和秘书长见面后，我说：我和雷恺同志一起参加今天的采访。秘书长一听，说：“不行！中央警卫局答应只能增加你一个人。你的车也不能去，统一坐省委的面包车！”

　　早上8时许，我领到一个“任务专用”记者证。我到省委安排的新闻车上上一看，除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刘书云外，只有陕西电视台一名记者、陕西日报一个摄影记者和我共四人被允许参加这次采访；陕西日报不派文字记者，用新华社的通稿。正在这时，省委一个工作人员抱来一大堆高筒雨靴，说是给北京来的记者穿的。我问有没有我们几个人的。工作人员说没有！我想，我穿了一双胶鞋，问题不大吧！后来到现场一看，才知道我对灾区的烂路估计不足。

　　在我们乘车赶往临潼窑村机场的路上，雨越下越大。我们在机场冒雨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总理的专机就到了。我急忙拿出数码相机，在雨中拍下了温总理打着雨伞下舷梯的镜头。

　　温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一行下飞机后顾不上休息，换上省委准备的高筒雨靴乘车前往被洪水冲毁的华县石堤河决口处视察灾情。这时，从北京来的记者都上了我们来时坐的那辆面包车，连中间的加座上也坐满了人。车上全是二、三十岁的年轻记者，年近花甲的老记者就我一人。到决口处以后，雨还是下个不停，新修的堤坝上全是半尺多深的泥浆。由于既要拿录音机，又要拿照相机，两只手占满了，我打不成伞，便冒雨提前跑到决口处观察总理的动向。温总理打着伞在雨中走了几百米后，突然在河堤决口处停下来观望，河堤内的庄稼和村庄都在水里泡着，总理神情格外凝重。我正要照相，总理身边一下子来了不少地方领导人挡住了镜头。我急忙蹲下身子，右腿跪在泥泞的河堤边，倾斜着身子拍下了总理冒雨视察决口处的镜头。这时，同来的许多记者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总理就转了身。后来全国许多网站和陕西日报、西安晚报都从《中国广播网》上下载采用了我这张照片。

　　总理一行看完决口现场，便到华县下庙乡康甘村农民康天恩老两口的住的救灾帐篷里去慰问。这个帐篷非常小，温总理、回副总理、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贾治邦进去后，里面就非常拥挤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由于和总理的警卫熟悉，被放了进去，其他人一个都不准进。这时渭南市市长曹莉莉抱了一个崭新的军大衣站在帐篷门口，把帐篷门口堵得严严实实。她要等总理和灾民谈完话，及时将大衣交给总理送给受灾的康天恩老两口。我想，录不到总理和灾民的谈话怎么行！一看这阵势，连忙一条腿跪在帐篷门口，把话筒从曹市长腿旁边伸了进去。总理问寒温暖问灾情，和康天恩老两口谈了十几分钟话。由于姿势不对，时间一长，我伸进去的右臂直发麻，想换只手，由于周围太拥挤没换成。我咬牙坚持着，一直坚持到总理和康天恩老两口谈话结束。尽管采访很艰难，但在乘车转移的路时，我在车上听了一下录音，效果挺好，心理格外高兴。

　　吃过午饭，总理顾不上休息就听省里关于灾情、救灾情况等方面的汇报，我在一个音箱旁边坐下，把总理的讲话和省委书记的汇报全部录了下来。

　　省里汇报结束后，总理要到灾区学校去视察。当总理一行走进老师们临时办公的救灾帐篷时，由于帐篷里摆了两个办公桌，除五六个老师、回副总理、省市主要领导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外，里面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加上有首长警卫把门，大多数记者都没能进去。我见帐篷旁边有一个小窗户，便抢在其他记者前面“霸占”了这块地方。当我把话筒从窗户里一个人身边塞进去时，这个人转身看着我。我一看是省委书记李建国，他一看是我，两人都熟悉，双双便会心的笑了笑。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李建国书记站在总理身后，温总理坐在一个凳子上，我的话筒正好伸在总理的右肩旁。我庆幸自己占了一个录音的最佳位置！

　　温总理和老师们交谈了十多分钟，要去看望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我急忙收起话筒朝前赶，只见总理走到临时教室里孩子们前面一个黑板前停住了脚步。我不顾一切往前挤，这时，首长警卫拽住了我的衣服。我没有时间给他解释，急忙把身子一扭，摆脱了身后警卫的手，猫着腰挤到孩子们第一排，蹲在地下将话筒伸出。温总理和孩子们的对话和他领孩子们念“克服困难，挺起不屈脊梁！重建家园，热爱伟大祖国！”让 我录了个一清二楚。

　　后来，总理又看望了许多灾民，我还是设法去录音。由于人多，我的话筒套子被挤掉了。等人们跟着总理朝前面走了十几米时，我才在五六米外的地方找到已踩满泥土的话筒套。灾区的老百姓都想多看一眼关心自己的总理，那种场面真令人感动。

　　这次采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站上，看看自己淋湿了的衣服和满脚满腿泥的狼狈相，我笑了。咱是农村出来的，又在部队吃了六年多解放军的饭，冒雨参加过许多野营拉练，这点苦对我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自己不努力，没有录到那些宝贵的音响在中央台播出，没有拍到供《中国广播网》用的照片，才是我最后悔、最不能原谅自己的！（记者崔正来）